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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道路的实践远远超越了西方经济学理解的范围，也突破了马克思经济学的局限。现代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如市场、财富、知识、制度、效率等基本概念必须全面革新，才能理解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整合现有各派经济学的知识，构建新的经济学范式，才能把握当代西方衰落、中国崛起的历史趋势，并探讨当代中国和世界面临的经济挑战。

  在中国领导下，经过1950年以来的基本的建设，以及1978年以来的超常增长，中国创造了世界史上古文明大国复兴的奇迹。这一现象超出了现有各派经济学理论的解释范围。本文将从以下几个历史数据出发，构建新的理论分析框架。

  从便于国际比较的方面出发，本文没有选用中国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而采用国际公认的三个数据库：联合国统计局(1)、荷兰麦迪森项目数据库(2)以及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世界概览》（WorldFactbook）(3)，前两者汇总的各国人口和人均GDP的数据截止到2016年，中情局的数据截止到2017年。作者觉得这三个数据库的中国数据测算依据是中国官方的数据，但是按西方的评价方法做过调整。在中国发展出国际经济数据的评价体系之前，采用国际公认的数据能够大大减少对数据本身的争论，但这并不意味着笔者对西方数据的定义和分类没有批评和修正。

  本文修正了联合国三次产业的定义，首次提出“广义工业”的概念，即第二产业加上第三产业中的运输和通信。调整后的中国广义工业的实际增加值已超越美国，比购买力平价计算GDP超过美国更能说明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能力，以及美国经济脱实向虚的后果。

  现有的计量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对增长问题的分析，在方法论上有两个重大问题：第一，忽视经济规模的量级差距。(4)计量分析把十几亿人口的超大国家和几百万、几十万人口的小国平等对待，如何能理解中国发展的困难所在？如果演化生物学家把全部生物放在一起，从细菌到哺乳动物按数量做回归分析，如何能发现生物演化的规律？第二，经济分析的线性理论对历史上人均GDP的指数增长没有历史发展的阶段观念(5)。

  我们发现，新中国前28年提高人均GDP走过的历史进程，相当于英国现代化初期700年，日本的300年，而中国人口规模比英国和日本要大几十倍。如果和新加坡等东亚小龙相比，人口规模更是大了几百倍。如果考虑到西方从地理政治学出发对中国持续几十年的科技禁运和封锁等不利条件，那么前28年的历史进程就更有历史意义。新中国后38年人均GDP增幅确实比前28年大得多，按照后38年的增速，中国的人均GDP在几十年内就能够达到英国、日本、美国的水平。因而，有人试图用新中国后38年的成就否定前28年的成就，用市场经济否定计划经济，即政府和国企在现代化基本的建设中的作用，这是没有历史依据的。中国的发展道路不同于西方早期的市场经济和苏联的指令经济，是新型的混合经济，兼顾了计划经济的长远建设和市场经济的灵活竞争以及非营利部门的教育和创新。如何总结中国现代化的发展经验，重新检验经济史和经济学各派理论的出发点，是本文探索的目标。

  表1给出世界人口结构的变化(6)。从公元1年到1500年西方殖民主义扩张前，印度和中国的人口各占世界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亚洲人口远超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使“美国”人口在1500到1700年间下降一半以上，目前印第安原住民的人口比例仅为约1%。印度在1500到1950年间、中国在1820-1950年间的人口规模也因西方殖民和入侵大幅度减少三分之一以上，但是中国和印度仍然是世界的人口大国。经过1500到1950年450年的急剧扩张，欧美人口也只占世界人口的20%左右。由于老龄化，1990年后欧美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下降到低于20%。中国人口规模大于欧美日发达国家的总和。所以从人口规模角度看，新中国现代化的任务大致相当于所有发达国家约500年的进程（见表1）。世界人口的历史变迁也有力地驳斥了西方文献对革命战争和反殖民主义运动的攻击。在革命成功和独立之后，中国和印度分别都恢复了人口增长和经济稳步的增长的趋势（参见表3）。

  限于篇幅，本文没有列入亚非和拉美的主要大国。选择比较中国道路的参照样本，这里有三个考虑：一是中国现代化的难度。一定要考虑1亿人口以上的大国或地区，如美国、西欧（欧盟）、苏联（俄罗斯）和日本。用中小国家（如韩国、新加坡和北欧国家）的经验进行比较在数量级上毫无意义。二是经济和科学技术实力足以影响世界格局。例如只有几千万人口的英国、德国，在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中的影响超过它们的人口规模。三是古文明复兴的艰难。在属于人口大国的伊朗（当年的波斯帝国）、埃及和土耳其中，中东的文明大国只列了土耳其。一是因为历史上的东罗马（拜占庭）帝国和奥斯曼帝国属于稳定超过千年的大帝国，和中国文明可以一比。土耳其也是发展中国家现代化全盘西化的代表，但是它的现代化进程始终没有办法摆脱西方控制的阴影。土耳其的战略地位及其与西方的关系将影响北约和世界的格局以及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考虑在世界历史和发展的策略上的地位，比起人口近1亿的埃及、墨西哥和人口约2亿的印尼、巴西，人口0.8亿的土耳其与中国具有更强的可比性。

  从表2看，中国经济规模在世界的比例于2017年重回世界第一的地位。发展中国家印度、土耳其的地位有所上升，但远不如中国。发达国家的相对地位由于中国崛起而相继衰落。其中工业革命的先行者英国回落到1700年前的地位，德国回落到1820年前的地位，美国回落到1900年的地位，日本回落到20世纪60年代的地位，俄罗斯回落到苏联1950年的地位。西方学者把中国崛起称为中国复兴是有道理的。中国人口约占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在文明大国之中，只有中国在短短四十年间，把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的比例提升了3倍以上，等价于西方世界250年间的工业化发展水平，在经济、军事、科技、金融等方面，全方面进入世界大国的前列，创造了人口1亿以上的大国现代化的奇迹。

  从表2能够正常的看到，在农业社会的公元1–1500年的1500年间，印度、中国和土耳其（当时的奥斯曼帝国）是世界三大经济体，其中印度和中国加起来的经济规模接近世界的一半。工业革命使英国的经济规模迅速上升，在1700年达到高峰（世界经济总量的10.2%），但在1900年被美国超过。美国经济规模的高峰于1950年到来，高达27.3%，此后不断下降。2017年，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总量中国位列第一（18.2%），欧盟第二（16.4），美国第三（15.2%）。

  西方工业化过程中，三大文明古国：中国、印度、土耳其的经济规模不断下降。中国的经济规模在1820年达到世界历史的最高峰（32.7%），战争后不断下降，到1950年降至最低（4.6%），新中国建立后持续不断的增加，直到2017年恢复世界第一。印度从1978年后才开始回升。而老牌帝国土耳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虽厉行全盘西化的改革，最早加入北约和西方富国俱乐部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但始终没有恢复世界大国的地位，经济总量排名世界第14，在意大利和墨西哥之后。令人遗憾的是俄国及其继承者。1900年俄国的经济总量接近德国，1990年苏联经济总量与日本相当（8.6%），科技军事实力仅次于美国，但1991年苏联解体后就一路下滑，2017年俄罗斯经济规模占世界经济的比例下降超过一半，只有军事力量依然算是世界强国。大国兴衰的历史充分说明在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战略和国家政策发挥着重大作用，包括英国早先的重商主义，如航海法案。(7)

  从表3可见，新中国前28年（1950–1978）人均GDP的增速高于印度、英国、美国，低于日本、土耳其、苏联。后38年（1978–2016）人均GDP的增速中国最高，其次是印度、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德国、英国、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增速普遍低于发展中国家。转型经济的俄罗斯和前苏联国家最低。后38年的发展根据结果得出，休克疗法的自由化、私有化后果远远不如中国的混合经济以及有自主政策的新兴经济，如印度和土耳其。

  高科技的发展使人均GDP的增长呈非线性的过程，而不是随时间平稳增长。为了展现中国发展的历史进程，有必要与主要大国历史发展的路径做出对比，见表4。

  从表4可见，新中国前28年走过的人均GDP提高的路途，土耳其花了1900年。原因不难理解，土耳其前身是东罗马帝国和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处于东西方的交通要道，早在工业革命之前，就是世界贸易中心和富裕帝国。后来的西方国家能够后来居上，靠的是发现绕过地中海的大西洋航线以及市场规模扩大诱发的工业革命。新中国前28年在农业国的基础上建立了比较完备的工业体系，这一成就英国用了700年，日本300年，美国115年。而中国同期的人口起点规模是土耳其的68倍，英国的273倍，日本的29倍，美国的547倍。新中国后38年，从中等收入的基础工业国飞升到中高收入的工业强国，英国用了261年，日本303年，美国166年，苏联85年。土耳其虽然只用了102年，但其科学技术水平无法和中国以及西方强国相比。而中国同期的人口起点规模，是英国和美国的106倍，日本的21倍，苏联的4倍，土耳其的64倍。由此可见，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不仅超越其他文明古国如土耳其，并且先后赶上西方发达国家。

  应当指出的是，目前通行的西方GDP和人均GDP的测量，不能反映真实的国家经济实力。尤其是美国20世纪80年代开始去工业化之后，虚增的第三产业GDP，有不少是对国计民生有害的成分，例如过度医疗、过度诉讼、过度军费等。产业的分类也不科学。西方把运输、通信等现代工业划入第三产业，和传统的商业、餐饮、旅馆等服务业放在一起，掩盖了美国经济脱实向虚的有害趋势。本文采用修正的工业定义，把第二产业加上运输、通信合称广义工业，把第三产业扣除运输、通信合称狭义服务业。类比物理学的广义相对论和狭义相对论。重新分类的产业体系见表5。

  从表5可见，中国广义工业的比例最高，后38年比例提高近乎翻倍，德国、俄罗斯、日本次之，美国去实向虚的趋势最明显。虽然美国按市场汇率计算的GDP总量依然大于中国，但是中国2016年的广义工业总量已超越美国。美国中央情报局公布的购买力平价GDP中国第一，欧盟第二，美国第三。（见表6）

  从表6可见，中国广义工业的总量和购买力平价的GDP总量已超越美国。美国按汇率计算的GDP总量依然大于中国。因为中国的人口分别是美国的4.2倍，欧盟的2.7倍，俄罗斯的10倍。相应地，美国的人均GDP是中国的3.5倍，欧盟是中国的2.4倍，俄罗斯是中国的1.6倍。

  由于西方主导着国际贸易体系，高科技和金融服务的定价权在西方跨国公司手中，才会有西方已经没办法支撑的高收入（人均GDP），因为收入越高，过度消费、过度借债的可能越大，失去国际竞争力的速度越快，造成实体经济外移。所以中国提出的全面小康社会是可实现可持续的，西方的高收入高消费是不可能持续的。这是美国发动贸易战，转嫁国内经济危机的理由。

  近三十年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大萧条后20世纪40年代到70年代的凯恩斯经济学进行了全面攻击和逆转，诱发了2008年的金融危机，其严重程度仅次于大萧条。特朗普最近发动的贸易战使世界经济重新受到大衰退的威胁。近年来，中国国内的经济学家也在反对凯恩斯经济学的旗号下，反对中国的产业政策和中国政府在危机中的干预政策。本文将通过对中国和西方政府干预经济的效果作比较，以观察各国的经济周期和经济衰退的长度、深度及恢复期（见表7和表8）。

  依据荷兰世界经济史的人口数据（表7和表8），近代工业革命以来，人口下降10%以上（即峰谷人口小于90%）的历史事件有11次。其中最严重的当数英国殖民者对美国印第安人的土地掠夺导致的人口大规模减员，使1600–1700年间的美国人口减少三分之一，目前美国原住民的人口不到美国人口的1%。

  战争和动乱造成的人口大规模减员有5次。包括波兰在二战中人口下降到75.7%，印巴分治的动乱致使人口下降到83.3%，中国的战争和太平天国等使人口下降到86.9%，柬埔寨战争后人口下降到88.5%，苏联在二战后人口下降到88.7%。

  令人惊奇的是，在美国主流经济学家指导下的休克疗法给东欧和前苏联国家造成的人口减员，影响比两次大战还要严重。最严重的是拉脱维亚，人口下降到73.5%（持续29年至今）。其次依序是：立陶宛77.6%（持续28年至今），保加利亚79.5%（持续27年至今），爱沙尼亚81.9%（持续29年至今），乌克兰85.2%（持续23年至今）。与此形成对比，中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口纯减少1%，恢复时期只有2年。俄罗斯转型期人口下降3.6%，恢复期长达7年。

  联合国给出的人口数据更令人震惊。1989年到2016的27年间，东欧人口从3.83亿人下降到2.93亿人，人口减少了8920万，即1989年人口总数的23%。同期，西欧人口只增加了1847万。1970到1997年的27年间西欧人口增长了1.097倍。如果保持同样的人口增长率，西欧1989年后增加的人口，2016年应当到1.93亿，实际却有1.94亿人。如此则移民可能的来源只有100万人。所以，剔除移民等其他因素，东欧转型27年间“非正常减员”的人口数，估计至少有8000万人，即21%。人口减少的原因可能是老弱者死亡、年轻人推迟婚姻和生育等。

  （三）各国经济稳步的增长速度比较（1978–2016）用联合国真实GDP的数据，可得表9。

  从表7可见，近半个世纪以来，各大国经济衰退幅度最大的是苏联及其继承者俄罗斯，休克疗法使其经济下降达43%，恢复期长达9年。经济衰退超过5%的有6次，按衰退深度排序，分别是日本2009年的衰退6.5%，巴西1983年债务危机的衰退6.3%，土耳其2001年的衰退5.9%，德国2009年的衰退5.6%，韩国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衰退5.5%，印度1975年的衰退5%。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源头美国只下降了3.1%，下降较少的可能原因是美国的金融霸权使其得以对外转嫁危机。中国1976年的衰退只有1.6%，远低于英国自由化改革导致的1975和1981年的两次衰退（–3.9%、–2.8%）。由此可见，中国管理宏观经济稳定的有效性，不仅远高于拉美和东欧，而且优于东亚和西欧国家，包括日本、韩国和德国。

  如果考虑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规模和幅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经济的高速和稳定发展是现代化进程中的奇迹，超越了西方和东亚的工业化模式。这是本文研究的前期观察基础。中国经济学家过去对中国前28年的发展成就估计不足，对中国学习现代化过程中的代价估计过高，包括对三年困难时期人口减员影响的估计以及文革经济损失的估计，都没有考虑国际比较的历史而言过其实。本文的国际定量比较只是重估中国道路的一个探索，希望更多的学者参与国际比较的研究和对话。

  对此，西方主流经济学没有能力破解西方经济的困境。我们下面就来分析，哪些经济学理论无法理解中国经济的复兴和西方经济的衰落。

  新中国前28年和后38年的经济增长，加上中国发展出、导弹、核潜艇、载人空间飞船、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高铁、全球先进的电网、核反应堆、高速计算机以及高产优质粮食品种等成就，远远超过北约扶植下的土耳其，依赖美国经济的亚洲小龙和拉美、非洲的大国，如巴西、墨西哥、南非和菲律宾等。只有个别中小国家，如几千万人口的韩国和几百万人口的新加坡，可以在少数领域取得骄人成就。但是和日本、德国等依赖美国的大国一样，没有中国这样独立自主的科学、工业和国防体系，也就没有中国央行这样独立自主的货币政策。

  首先，笔者曾在2014年国际熊彼特经济学会的专题讲演中指出，包括索罗的外生增长论(9)和罗默的内生增长论(10)在内，新古典经济学的增长理论都无法解释现代化过程中大国兴衰的历史。(11)理由很简单，索罗外生增长理论假设规模报酬不变或递减，推论是经济上涨的速度必然趋同；罗默内生增长理论假设知识资本的规模报酬递增，推论是先进与后进国家的差距必然发散，这和世界史上大国兴衰的事实相矛盾。我们观察到的技术革命史都有生命周期，其规模经济从发育期的规模报酬递增，到成熟期的规模报酬不变，到衰老期的规模报酬递减以至衰亡，是技术竞争中必然出现的优胜劣败的自然选择过程。因此，才有历史上观察到的后起国家的后来居上。

  从方法论看，新古典经济学的线性模型是没有历史观的优化模型。技术革命有巨大的不确定性，不可能进行优化设计。我们提出的代谢增长论，是依据生态学的物种竞争模型（数学表达是非线性动力学模型和小波表象）取代索罗模型（用噪声驱动来描写技术创新），如此才能兼顾经济增长理论的长期非线性趋势和经济周期的中期结构演变，否定新古典经济学用短期随机游走模型夸大“看不见的手”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所谓的索罗剩余（Solowresidual）只是经济增长未知因素（或黑箱）的代名词，和技术创新没有可观测的关系。新古典经济学的计量增长模型从来无力解释世界经济的大历史，包括殖民主义、世界大战和军备竞赛对当代经济社会的最大影响。

  中国在最近三十年引进的新制度经济学，试图取代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来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和国家贫富差距的原因。影响最大的当数科斯（Coase,R.H.）的交易成本理论(12)以及依据交易成本理论发展的新制度经济学。(13)交易成本理论的核心是用市场交易取代政府监管，以及否认经济组织的成长是消耗能量而非节省能量的生物过程。(14)诺斯（DouglasC.North）后来也发现美国从1870年到1970年的交易成本在GDP中的比例从25%增加到50%。(15)美国制造业外移到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的交易成本太高。私有化并没有节约所谓的交易成本，包括营销成本和诉讼成本。从中国改革的经验可以发现：政府监管和市场投机是一个竞争过程。

  放松监管可能促进竞争，也可能增加漏洞引发更多破坏性投机。(16)科技发展也会相应增加对监管的需求以促进建设性的合作。单靠“看不见的手”不能保证市场的健康发展。

  20世纪50年代，西方最看好的东亚国家应当是菲律宾。因为在两千万人口以上的中等国家中，菲律宾的资源、海运条件最好，人均GDP比韩国、泰国、印尼、印度等国都高，又是美国的前殖民地，完全照搬美国法律，英文和教育普及，保护私人产权，经济政策是标准的“看不见的手”。所以亚行也设在菲律宾的首都马尼拉。

  然而，几十年过去后，东亚小龙不仅远超菲律宾，而且人均GDP也增加到菲律宾的数倍；人均GDP在1950年不及菲律宾一半的中国，如今人均GDP几乎是菲律宾的两倍。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菲律宾没有搞过土地改革，所以大地主家族垄断经济和政治资源。中国和东亚小龙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行了土改和产业政策，才会比菲律宾有更高的经济增长率。

  内生增长论片面强调知识和教育的重要性，没有强调知识的更新换代。菲律宾的技术升级落后，经济政策的观念落伍。新制度经济学强调保护私有产权，却不区分鼓励创新还是保护收租的私有产权。(17)在南亚和拉美，受保护的是私人大地主和外国公司寡头的产权，而不是中小企业和农民的产权，所以才会导致巨大的贫富分化和经济发展停滞。

  20世纪70年代发生了石油危机和美元与黄金的脱钩，80年代美国出现了高通胀和高失业并存的滞胀现象，引发卢卡斯（RobertE.Lucas,Jr.）发起的反凯恩斯革命，其理论依据是所谓的微观基础论和理性预期论，(18)其方法论的核心是宏观经济学的动态一般均衡理论。卢卡斯否认西方宏观经济学观察到的经济周期是内生不稳定性造成的，他认为大萧条也是工人的理性选择，即工资水平下降时，工人会选择休假而非工作，所以无需政府干预。他看不到金融巨头引发的投资波动的幅度远大于家庭消费波动的幅度。(19)弗里德曼（MiltonFriedman）更是鼓吹市场自由化可以解决一切西方的社会问题，(20)包括经济危机和社会问题，例如失业、通胀、贫困、婚姻、教育、吸毒、犯罪等等，他认为市场竞争会自动稳定市场经济，而没有看到投机竞争会放大市场的不稳定性。(21)弗里德曼亲自出马，为深陷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政府献策，后来被西方国际机构总结为“华盛顿共识”，(22)先后在拉美和东欧国家推行，又被称之为“休克疗法”。(23)该理论的推行在拉美造成严重的债务危机和金融危机，在东欧和俄罗斯造成长达一二十年的转型萧条，经济损失超过两次世界大战。乌克兰等国至今还未摆脱经济和人口持续下滑的趋势。

  历史经验证明，经济政策的调整和经济结构的演变是非线性的延时过程，调节时间可能长达几年到几十年。一般均衡理论假设市场调节的速度极快、代价极小，完全没有理论和实践的依据，只是黑板经济学的纸上谈兵。

  以芝加哥学派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问题，是对市场经济发展内生矛盾和历史条件的否定。(24)其核心政策是只考虑资本自由运作的空间，无视民众的利益和后果，也不理解西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结构性问题，而采用一刀切的“私有化”和“自由化”的方案。分别由撒切尔夫人和里根总统在英美主导的自由化造成了英美经济脱实向虚的结果和西方的衰落，而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和休克疗法在东欧推行的自由化也遭到意想不到的挫折。例如，英国铁路的私有化降低而非提高了铁路的效率，因为私营的铁路公司各管一段，破坏了铁路的网络效应。里根同时减税和扩军，导致财政赤字和大量负债，使金融资本主义架空军火工业集团主导的实体经济，直接埋下2008年金融危机的定时炸弹。金融寡头主导的拉美经济，在油价高涨时过度借债，在油价大跌时又陷入债务危机，对民生造成严重影响。

  有必要注意一下的是，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采取双重标准。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对拉美、东亚和东欧国家的危机援助，都采取所谓“硬约束”，即在金融危机发生时，要求发展中国家保护外国债权人而非本国企业和人民的利益，即要求政府削减开支，提高利率，汇率贬值以及金融自由化，使外国金融资本可以廉价收购发展中国家的核心企业，包括韩国这样已经进入高收入的亚洲小龙。东亚金融危机前，韩国排名前十的大企业，外国资本拥有的股份不到百分之五，而金融危机后则超过百分之五十。

  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美欧日采用的量化宽松政策，则大规模推行保护垄断资本的“软约束”，与IMF的传统方针背道而驰。即政府加大财政赤字，降低利率，央行购入巨量垄断企业的坏债和股权，以避免金融寡头和核心产业，如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破产，阻止外国资本收购核心企业和高科技企业，同时炒高股票市场和捍卫汇率，但是让投机资本大规模冲击新兴市场，转嫁金融危机的损失。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双重标准，值得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学家和政府高度警惕。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国家，都出现了巨大的贫富分化，包括中产阶级萎缩，社会过半的财富向百分之一的人口集中，造成日益加剧的社会动荡。

  中国文明的复兴对经济学理论的基础提出新的挑战，包括亚当·斯密（AdamSmith）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和马克思开创的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25)因为斯密的国富论片面强调市场对劳动分工的作用，低估了分工带来的规模经济产生的市场不稳定性，以及政府在协调市场分工上的关键作用。马克思没有看到亚细亚生产方式和西欧模式的不同，中国和印度发展现代化的道路也不同。中国文明的复兴突破了几派西方经济学的预言，我们需要重新考虑和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在1776年发表时，英国还处在工业革命初期。斯密只注意到工场手工业的分工模式只需要小政府，没有预见铁路出现后，协调国际和国内的劳动分工远非“看不见的手”可以企及。这其中包含了深刻的内在矛盾，也隐藏了我们发展新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斯密公认的贡献是提出劳动分工提高了生产效率，同时他也承认“分工受限于市场规模”，(26)被斯蒂格勒（GeorgeJosephStigler）称为“斯密定理”(27)。斯密定理有两个严重后果，完全被当代的新古典经济学忽视。

  第一，市场份额的限制首先源于自然资源的限制，这是非线性理论生态学的基础。它为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和达尔文的生物演化论开辟了道路。其理论含义是演化经济学否定无视资源限制的人性自私假设，也否定新古典经济学的消费驱动经济增长的观念，因为在生态资源上不可持续。

  第二，市场规模竞争意味着规模报酬递增和多均衡态的存在。这就挑战了新古典经济学的一般均衡理论和有效市场假设。因为规模经济不存在唯一稳定的均衡解。多均衡态产生系统内生不稳定性，必然要求政府在危机时进行干预。(28)

  更为严重的是，斯密的两个错误猜测误导了西方的古典经济学。第一个错误是斯密认为市场交易会自动导致贸易平衡，不用政府干预。他在《国富论》第四卷第二章里举了个案例，说的是海上马车夫荷兰人从东欧的哥尼斯堡运了一船粮食到西欧的葡萄牙去卖，返程的船会装上葡萄牙的水果和葡萄酒，运回东部去卖。这样，贸易这只“看不见的手”可以自动实现贸易平衡。斯密的错误在于忽略不同货物的重量、体积和单价不一样，往返贸易实现的总价值不一定相等，这是美国要和欧洲、日本以及中国打贸易战的原因。当年英国为了扭转对中国的茶叶贸易逆差，发动了战争不够，还在印度种茶，持续了170年。(29)美国贸易逆差从1971年到现在，进行了多少次贸易战争和热战，还逼日本签署广场协议，依然没有解决贸易不平衡的问题。亚当·斯密的错误在于他的市场是原子论，而非网络和层级论的世界观，形成的原因是国际分工的格局在资源、交通和技术条件上都不是平等的交易关系。

  第二个错误是分工不能保证国富。斯密的问题是他自己不知道财富是什么。因为在市场规模竞争下的定价权不是平等的。斯密不得不承认霍布斯（ThomasHobbes）的话，“财富就是权势（Wealthispower）”。在西方的殖民主义史上，垄断海运的暴利加上先进的军事技术，可以供养强大的海军，侵占海外殖民地，抢劫其他国家的财富。西方列强的兴衰史是列强“看得见的手”的争霸史。“自由贸易”只是强国打开弱国市场的口号，一旦强国自己的竞争力下降，就转而采用贸易保护主义。这被目前的贸易战证实。

  所以，我们必须发展新的劳动分工理论和非均衡竞争下的经济学，同时关注科技、经济、政治、军事和金融之间的关系，不存在新古典经济学所宣称的纯粹的经济行为。

  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内部矛盾，预言了社会主义将会取代资本主义，产生世界性的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上没有任何社会科学理论能产生如此巨大的社会效果。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影响，在世界上是史无前例的。

  因为马克思本人没有看到苏联和中国的革命建设，所以马克思经济学不足以回答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新问题。中国实践的经验突破了以西欧经验为基础的马克思经济学。我们应当总结当代的新经验，发展马克思经济学，回答当代中国与世界的新问题。笔者认为有三个新问题值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

  第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相互作用。马克思原来的设想是，生产关系的变革应当发生在生产力先进的地方。当时马克思认为生产力水平较高的是英国，后来寄希望于德国。他没有想到，革命先发生在半资本主义的俄国，然后是还处于小农经济的中国。苏联和中国的改革经验表明，科技革命引发的国际分工的发展是非均衡的。科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可以剥削发展中国家来赎买发达国家的工人阶级，阻止革命和改革的发生。所以，社会主义革命首先爆发在国家资本主义的边缘区，而非核心区。列宁预测社会主义革命可以在一国首先胜利，提出农村包围城市，突破了马克思的预言。苏联和中国的经验证明，革命和建设都需要发挥政党、领袖和干部的领导作用。生产资料的公有制不能自动保证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认识到，社会主义也有发生和平演变的可能性。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有复杂而非单向的因果关系。

  第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竞争，不仅在经济分配领域，而且在科技创新领域。如果片面强调分配公平，片面强调计划经济，会忽视科技创新的不确定性和经济发展的多样性，这一缺陷一度使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经济落后于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国改革开放条件下发展的混合经济，必须兼顾马克思经济学的按劳分配，西方经济学的流通效率以及熊彼特经济学的创新机制。否则，不能兼顾社会稳定、经济繁荣和科技创新，也就不能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竞争力。

  第三，马克思低估了文化、宗教和社区对经济发展多样性的影响。马克思乐观地估计，科学可以取代宗教，但却没有看到科学发展的双刃剑使宗教，尤其是教、天主教、东正教以及各种新宗教有复活与深入民间的趋势，成为西方消费主义和东方官僚主义的劲敌。反而是韦伯宣称的新教伦理在西方的衰落，造成巨大的文明冲突和西方福利社会的危机。富裕起来的中国社会，如果不重视精神文明和基层社区的建设，任由西方私有产权膨胀的高消费主导，中国面临的挑战不是什么“中等收入陷阱”，而是西方的“高收入陷阱”，包括经济的脱实向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不愿结婚和生育，社会老龄化和依靠外劳，染上富贵病“富不过三代”，如此等等。要想实现中国和世界的可持续增长，必须研究和发扬适合当地生态环境的传统文化，发展多样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政治经济学应当和文化经济学、文化人类学合作研究。

  我们准备把解释中国复兴的“代谢增长论”发展为更一般的“代谢经济学”，以实现的非均衡发展理念和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并整合各派经济学的成就。下面是我们提出的具体思路。

  笔者不同意国内有些说法，把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简单片面地描写为“市场化改革”和“对美国开放”，因为这不能说明为什么拉美、东欧的对美国开放和自由化改革遭遇了重大挫折，而只有中国的改革开放取得出乎西方预料的成果。

  真正的原因在于中国是自主型开放，东欧是单方面开放，而拉美是依赖型开放。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始终依据中国发展的实际，推行的是渐进自主开放。开放的时间、范围和速度取决于中国经济实际的需要和竞争力。

  中国首先开放少数经济特区，引进国外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同时让特区内的中国企业和地方政府在和外国公司的竞争与合作过程中学习和提升中国的技术和管理经验，培养自己的人才。这给中国企业和政府带来宝贵的学习机遇和调整空间。

  以家电产业为例，中国迅速引进日本的生产线和中国香港、台湾地区的营销渠道，从进口日美产品到迅速打入国际市场，中国的对外贸易也从逆差转为顺差，再实现人民币双轨制的并轨，取消外汇兑换券。在调整过程中，中国经济始终保持高增长。

  东欧采取的是片面对西方开放，但西方没有取消贸易壁垒，导致巨额贸易逆差，货币大幅贬值，企业大量倒闭，核心国企被跨国公司廉价收购。拉美是在国有和民族企业缺乏竞争力的情况下对美国资本的开放，被跨国资本控制了本国的自然资源和金融市场。即使技术先进的德国和日本，也因为没有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在2008年经济危机中蒙受了比美国还严重的经济损失。

  有上述前车之鉴，加上美国一直没有解除对中国的高科技禁运，所以如果只片面强调对西方资本开放，而低估中国独立自主的科学技术体系和经济政策，就没办法理解中国道路的自主性。换言之，经济体系的开放只是发展经济和科技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历史上，对西方的经济开放带来的经济政治风险，包括国际资本对民族资本的兼并和压制，以及分离和瓦解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的可能乃至战争的风险，都必须保持警惕。因为斯密自己承认，国家财富是一种权势，必须依靠科技、军事、金融和政治的强权来保卫。单纯依靠经济分工，不可能掌握国际市场的定价权和控制权。

  中国的开放能够自主，关键在于坚持实行国有经济、集体经济和私有经济、国际资本的双轨制，实行混合经济但依然坚持国有经济的主导权。即使英国和美国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也都在实行不同形式的双轨制，不存在新制度经济学鼓吹的纯粹的私有制。

  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的中美贸易战，凸显了西方经济学的自相矛盾，说明经济复杂性研究的重要性。中国在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时，西方和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中国的三大产业，包括金融、汽车和农业必败无疑。理由是中国金融业的坏账率高，产权不清，银行对国企是“软约束”，汽车业的技术落后西方近半个世纪，农业的规模经营和生产技术与西方的差距更大。

  但是，十几年之后，中国的四大国有银行排名居世界前十名之首，超过美国的银行巨头。汽车产量和销售量世界第一，与西方的技术差距迅速缩短。农业不仅产量世界第一，品种数量也是世界第一，中国人餐桌上食品的丰富让发达国家望尘莫及。此外，中国大量的小商品和机电产品价廉物美，畅销世界，严重打击了美欧产品传统的垄断地位。西方经济学家无法消解中国商品的国际竞争力，只好求助于反倾销法，不给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其经济学理论完全自相矛盾。

  如果西方经济学能自圆其说，私有经济效率高于国有经济或混合经济的假设成立，则中国的“非市场经济地位”只会在国际竞争中失败，怎么可能打败美欧企业？其实西方媒体经过调查已经发现，中国商品的竞争力在于规模经济。因为大批量生产可以降低企业的平均成本。这证实了斯密定理的观察，即规模经济在国际劳动分工的竞争中具有决定性的优势。这就否定了新古典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即市场优化的条件是只存在规模报酬递减和规模报酬不变。但是在规模报酬递增的条件下，没有均衡解，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就无法自动保持市场稳定性，包括国际贸易的自动平衡。

  经济复杂性的研究表明：规模报酬递增是类似硅谷那样典型的非均衡集聚过程。(30)美国市值超万亿美元的苹果手机只能在美国研发，但是必须在中国生产，因为中国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的产业集群有高效的零部件配套能力。

  值得注意的是，如果新古典经济学的比较优势理论成立，则中国在资源优势上不如东欧和拉美，在劳工成本和私有产权保护上不如印度和南亚，在资本和技术输入上不及多数发展中国家。然而古老文明中唯有中国能够复兴，一个最基本的原因是中国保持了两千多年的中央集权制度和文化的统一。这一点使中国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GDP和欧盟美国相当；但是人口规模高于发达国家之和，使中国的基础建设，包括电网、互联网和高铁的规模效应高于美欧日等发达大国；而中国执政党的长期规划和全国协作能力远大于联邦制的美国和邦联制的欧盟。发展基于规模经济的复杂经济学是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经济混沌研究开始的原创贡献。(31)

  古典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都把资本的原始积累作为现代化和工业化的起点。中国是后起的发展中国家，没有英国、法国、俄罗斯、美国和日本以殖民扩张积累原始资本的可能；中国的人均自然资源又在世界平均水平之下；国民教育素质和人均GDP也不如东欧和中东国家。按照新古典经济学的土地、劳动力和资本的三要素理论，加上西方国家在资本和技术输出上对中国的限制等不利条件，在2000年之前，没有任何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会预言中国经济的崛起。

  只有我们在1987年提出的劳动分工模型引入了技术竞争的学习能力和文化因素，发现后起的集体主义文化，如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和80年代以后的中国，如果人均消耗资源比西方的个人主义文化节省资源，同时学习新技术的速度超越西方，则有可能在经济竞争中获胜。我们同时发现，集体主义经济的稳定性也优于个人主义经济。这一结论在1987年复杂系统的国际研讨会上引起演化生态学家和军备竞赛研究者的注意，(32)2014年则以“代谢增长论”的新视角赢得熊彼特经济学家和演化经济学家的认同，成为我们发展“代谢经济学”的理论基础。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西方经济学没有解决的问题。西方经济学对“东亚模式”和“中国模式”质疑的一个焦点，就是政府的产业政策是否需要和是否有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的中美贸易战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攻击中国制造2025的产业政策威胁到美国的优势地位。这从反面证明了中国目前的产业政策比日本20世纪70年代的产业政策更能削弱美国竞争力。

  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和奥地利学派都主张小政府甚至无政府，所以他们都无法解释西方列强的军备扩张。凯恩斯经济学只重视从财政和货币政策的角度调节宏观经济的波动，但是没有讨论科技创新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就没有注意军备扩张推动的产业，如核能、航天、计算机、互联网、GPS等等，不是单靠“看不见的手”或央行加财政部的干预就可以产生。原因在于新古典微观经济学和新制度经济学都假设企业寿命无限，没有技术和产业的新陈代谢，所以无需政府干预。

  代谢增长论把生命小波引入产业的新陈代谢过程，可区分为发育期-生长期-成熟期-衰老期等四个阶段，(33)助于理解政府在产业发展不同阶段的不同作用。

  在发育期，技术发展的不确定性很大，只有政府研究机构和非营利的大学能够投入基础研究。在生长期，基础研发进入应用阶段，企业竞争使市场迅速扩大，实现了规模递增，此时多种

  所有制的市场之间的竞争起主导作用。政府监管的作用是及时制定技术标准，同时防止出现经济过热。在成熟期，规模报酬不变，新古典经济学的研究主要针对这一阶段。政府的反垄断法有助于防止成熟产业的既得利益形成垄断，阻碍新技术的进入。

  在衰老期，规模报酬递减的结果可能不是趋于均衡，而是走向衰亡。政府需要帮助夕阳企业转型，包括给失业工人提供救助和技术再教育等等。

  中国政府在这四个阶段的发展经验，都值得东欧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在代谢增长论的框架之下，我们解决了在混合经济的条件下，市场和政府的兼容问题以及产业政策的作用问题。

  考虑到各国工业革命的经验，我们没有理由认为私有产权优于混合产权。关于产业发育期的基础研究，显然是非营利机构占主导地位。在成长期和成熟期，混合经济也可以兼顾民营经济的灵活性、集体经济的稳定性和国有企业的攻坚力。中国经济改革开放期间的高增长和低动荡显示了混合经济比单纯私有经济有更大的优越性。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显然不同于苏联的计划经济，也不同于西方的市场经济，这引起国内外经济学家的不少误解。虽然中国在发展过程中让几亿人口摆脱贫困，但是中国社会依然与西方的福利社会有巨大差距。有人认为中国是国家资本主义或重商主义，有人则认为中国是专制集权主义。他们看不到中国的国有企业及官员的选拔都面临比西方跨国公司和议会民主更激烈的竞争淘汰过程。中国在兼顾发展和民生方面的成就超越西方任何大国。

  为了澄清经济学的理论混乱，理解中国混合经济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我们认为市场经济的功能有三个维度，即交易、分配和竞争。新古典经济学只考虑市场的交易功能，马克思经济学强调生产资料所有权决定的分配功能，熊彼特经济学强调新旧产业的竞争功能。的改革开放政策需要我们同时兼顾市场的交易、分配和竞争功能，如此才能在发展过程中正确处理三者的关系。日益发展的国际劳动分工，要求日益紧密的社会协作，包括国家间的协调。单靠市场交易不可能稳定国际分工市场、解决社会分化的矛盾冲突。

  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个简单概念，即线叉的需求和供给曲线产生唯一稳定的市场均衡，见图1。因为消费者喜欢价廉量多，而生产者喜欢价高量多。由此推理说人性是自私的。

  图1描绘的是新古典经济学构造的理想市场。因为线性的需求曲线DD和供给曲线SS只有一个交点，即唯一稳定的均衡态，代表市场可以自动平衡。没有经济周期和经济危机的可能，当然就无需政府干预。

  与新古典经济学的线性供求曲线不同，经济复杂性研究引进有限的资源约束，得到非线性的供求曲线，市场行为就复杂得多，见图2。

  图2(a)给出行为经济学的S形需求曲线描写从众行为。市场可能在冷门和热门的两个亚稳态之间大涨大落(34)，金融市场也有类似行为。(b)图是信息经济学描写的效率工资，产生Z形的劳动供给曲线)可以描写不同工资等级之间激励机制的效果不同。

  依据演化经济学的理论，生命过程存在物质的生存下限和饱和上限。所以，劳力的供给曲线是Z形，而非正斜率的直线。在小康区之内，物质激励有积极作用，可以实行按劳付酬的混合经济模式。生存线以下，是抱团取暖的集体主义模式，才能牺牲小我拯救大我。这也是中国革命成功的模式。在生存区的饱和线以上，收入越高反而工作越少，人们的积极性不是来自物质奖励，而是兴趣爱好。这是我们在若干北欧国家已经观察到的经济模式，将来可以成为走向的创新社区。高科技时代的信息分享、开源代码、免费资讯和可再生的能源与绿色经济，可能会创造新的经济社会模式。

  这里描写的非线性供求曲线可以整合现有经济学不同学派的观察，理解市场内生的多均衡态，不稳定性以及物质和精神的多种激励机制。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可能在国有、集体和民营的多种所有制下，兼顾了市场的稳定和创新。

  如果用从、直到习等中国领导人的思想来总结中国发展的道路，总结一个中国的经济发展理论，就必须做出比对，从头检验从斯密开始的西方经济学。也要发展马克思的经济学并吸收熊彼特的创新经济学。我们的一个初步尝试就是把代谢增长论系统化为代谢经济学，用技术和产业新陈代谢的视角来理解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推动中国文明复兴和超常增长的动力，不是资本，而是技术和产业的新陈代谢。资本和劳动力只有和新技术结合才能创造价值。劳动分工只有经过社会协作才能利用有限的自然资源，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

  (5) 陈平：《中国道路的争议和新古典经济学的迷思》，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2年，第3卷，第2期，第39–75页。

  (7) 参见文一著：《伟大的中国工业革命——“发展政治经济学”一般原理批判纲要》，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

  (8) 陈平：《历史作为检验经济学理论的自然实验》，载《政治经济学评论》，2016年，第5期。

  (14) 陈平：《科斯问题和普里戈金视角：来自工业和科学的实践经验》, 载《学术界》，2014年第1期，第29–37页。

  (16) 陈平：《交易成本的复杂性与公司治理的演化》，载《演化与创新经济学评论》，2010年第1辑，第1–12页。

  (17) 陈平：《中国道路的本质和中国未来的选择》，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3期，第1–23页。

  (19) 陈平：《宏观涨落的微观基础和概率论的基本规律：大数原理和理性预期下的套利行为》（2002），载陈平著，《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动力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6章。

  (21) 陈平：《宏观经济动力学和劳动分工的生物学框架：持续经济周期、裂变，与经济稳定性与复杂性之间的消长》，载陈平著：《文明分岔、经济混沌和演化经济动力学》，第3.7章。

  (24) 陈平：《从华盛顿共识失败看经济学变革方向》，载《红旗文稿》，2005年第11期，第13–15页。

  (25) 陈平：《重新反思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定位：兼论中国未来的发展战略》，载《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第13期》，2016年7月6日；《观察者网》，2016年7月24日，31日，8月7日。

  (33) 陈平：《代谢增长论 : 市场占有率竞争，学习不确定性和技术小波》， 载《清华政治经济学报》，2014年，第2卷，第1期，第26–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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