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段时间，在广州博物馆（以下简称“广博”）文物库房的文物保护修复室里，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古钟表修复师王津、亓昊楠都在全神贯注地为广博收藏的古钟表进行检修。

  7月21日，羊城晚报记者现场目睹，随着发条的转动，一台200多年历史的古钟表再次响起悦耳动听的音乐声，钟身上的人物、动物、风景都跟着动了起来！

  今年6月5日，广博与故宫博物院联合开展的“古钟表文物修复合作项目”真正开始启动。这也是广博与故宫博物院共同成立“古钟表修复室”后的首个重要项目。

  据了解，广博收藏的数座珍贵广钟均来自20世纪60年代故宫博物院的调拨，两馆也因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时隔40年，故宫博物院再次派出以王津、亓昊楠为首的专业团队，赴广州开展此次古钟表文物修复项目。目前，该项目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古钟表蕴藏着怎样的历史信息？古钟表的修复难度在哪里？文物修复师对文物的影响几何？在工作的间隙，几年前因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而大火的古钟表修复师王津接受了羊城晚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羊城晚报：听说40年前您就曾到广州博物馆修钟表文物，对当时的情景是否还有印象？

  王津：那是1982年底到1983年春节前，我跟着师傅和师兄来广州博物馆做修复，大概两个月的时间。博物馆原本计划将这批钟表运到北京，但那会儿火车要开三十多个小时，而且文物的包装风险也很大，所以我的师傅就说干脆我们过来修。

  当时我们就住在越秀山上，因为师傅身体不好，哮喘病严重，走山路容易喘，所以我们没选择住山下的宾馆。师傅住在“五层楼”对面的一个木板房里，临时支了一张小床。我们徒弟就睡在镇海楼的一楼大厅，我记得在大厅进门的右手边用一扇屏风隔出来一块地方，前边就是我们的工作台，后边就是晚上睡觉的地方。12月底的广州还是很冷的，也没有暖气，那会儿的环境跟现在肯定没法比了。

  羊城晚报：故宫博物院与广州博物馆此次联合成立“古钟表修复室”，能否粗略地介绍一下这次的合作缘由？

  王津：“古钟表修复技艺”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故宫博物院的古钟表修复室又是这项技艺的唯一传承单位。

  2017年时我们拿到一笔非遗项目资金，就想怎么利用好这笔钱。于是我们对全国收藏古钟表的博物馆开办了培训班，包括沈阳故宫博物院、颐和园、南京博物院、承德避暑山庄博物馆、广东省博物馆、广州博物馆等，邀请各地文博从业者前来学习。

  地方各馆的古钟表很多是从故宫博物院调拨的，这么多年下来其实没有条件做专业的维护，甚至有些连基本的使用保养都没有，因此我们就办了为期两个月的培训班。

  接着我们又和各个博物馆联合成立“古钟表修复室”，一种原因是我们会到博物馆帮助修复文物，另一方面也想把当时参加培训班的学员再培养一下。

  各个馆的古钟表不算多，除了修复保养文物外，我们的最大的目的还是教授日常保养方法和正确使用方法。我们已去过三四个馆了，现在来到了广州博物馆。看到40年前亲手修复的钟表，我倍感亲切。40年过去了，这些钟表该再次保养了。我想也是检验一下我们当时的修复成果。

  王津：我们这次的项目要完成八件文物的修复保养，项目大概分为四期，平均每期修复两三件，大型的古钟表一期只能做一件，现在已经到第三期了。

  王津：修复是比较传统的工作，主要做基础的保养维护。古钟表基本都有两三百年的历史，里面会产生一些锈蚀，所以我们做的就是去锈、清洗、保养、调试，最后恢复它的表演功能。钟表的最佳看点还是在表演上，计时并不是它最主要的功能。修复完成后就要做日常的保养，该上油的上油，最终目的是让文物延年益寿。

  王津：广钟的修复难度我觉得不小。古钟表是皇帝的高级机械玩具，广钟的设计迎合了皇家的需要，所以它的表演功能设置了很多，修起来相对更麻烦。不管是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广钟，还是各地博物馆我们正真看到的广钟，它们的做工往往非常精细，特别是表演功能很复杂，有的不在英国钟之下。

  王津：每次欣赏一件广钟作品都能体会到最早的“中外合资”的感觉，绝大部分广钟的计时部分采用的是外国很成熟的工艺，但是它的表演功能更多出自本地设计。我们往往能看到一些表演功能比较迎合中国的传统理念，比如祝寿的吉祥语等。外国的钟表个头更大一些，相对来说，表演功能倒没有广钟这么复杂。

  羊城晚报：40年前您是跟着师傅来广州博物馆，现在您又带着自己的徒弟来。在古钟表修复技艺的人才教育培训上，故宫博物院是如何做的？

  王津：我入职的时候就是跟着师傅学，属于为了接班进入故宫的。进来后先跟老师傅们见个面，也就是师傅挑选徒弟的这么一个过程了，那时候招到人还是很难的。

  现在是社会招聘了，不仅学历要求高，而且专业要尽量对口，报名的人非常多。以前我们所在的钟表修复室编制最多的时候就4个人，还经常招不满，现在已经有6个编制了，我算是退休后返聘的。

  虽然新进来的小孩学历都很高，理论知识比较扎实，但是他们缺乏实操。在钟表的修复上我们依然保持传统的师徒制，以师傅带徒弟的形式教授技艺，这样的一个过程差不多得有三五年。

  现在的孩子和我们大不一样，他们的视野更宽广。过去我们做钟表修复主要是修钟表的机芯，现在他们还能修木雕，修珐琅，以及修复珠宝镶嵌，等等。

  王津：故宫老一辈的文物修复师基本是一干就是一辈子，包括我的师傅也是一直干到退休，最重要的可能还是真的喜欢。说实话，钟表修复这项工作其实是又脏又累的，工作不一会儿，手上到处都是油污。但我发现现在的小孩干得都挺好，可能也真的是个人爱好。

  羊城晚报：故宫博物院的钟表修复人才已经培养到第五代了，作为前辈，您认为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古钟表修复师需要具备哪一些本领？

  王津：从事文物修复工作，必须能静得下来，坐得住。同时，动手能力需要强一点。因为钟表不像其他的文物，其他的可能是静态的，修完了摆在那不用动，钟表挺麻烦，它是动态的，任何人都能看明白，你修完了以后它的走时准不准确，音乐、表演正不正常，观众都能看懂的。

  羊城晚报：数年前，一部纪录片《我在故宫修文物》让故宫的文物修复专家走进了人们的视野，吸引了大量的粉丝。在您的眼里，怎样形容修复文物获得的成就感？

  王津：文物经过一代代人的修复，肯定是延长了它的寿命。经过修复，现在我们依然能看到它两三百年前的模样，我相信再过两三百年，我们的后代也依然能见证这些文物的光彩，这大概就是做文物修复的意义了。

  广州是我国较早接触、制作机械钟表的地区之一。广州工匠通过学习进而独立制作的钟表，更以中西融会的工艺和机械技术，成为西方技术中国化的典范。

  清康熙年间，广州匠人已从西洋传教士处习得钟表制造技术，开始仿制西洋钟表。据清宫档案记载，康熙五十九年（1720），广东名匠潘淳已烧成法蓝时辰表。雍正元年（1723），造办处奉旨将外壳破损的漆架广坠子钟“照样准配做时刻钟瓢二分，架子另做”。这些都表明广州匠人已经能够制作钟表。

  开始的时候，广钟品质不如“洋做”钟表。如乾隆十六年(1751)七月，粤海关监督唐英采办、呈送四件广州造钟表，乾隆帝称其为“三等货”，并不满意。这种情况在乾隆中期得到非常明显改善，乾隆五十九年(1794)英国使团马戛尔尼的秘书JohnBarrow称：“广州工人模仿的本领很高明，他们能制造和修理钟表”，且价格仅仅是当时西洋钟表价格的三分之二。

  复杂工艺的交叉应用，甚至是在一座钟表上炫技式的多种工艺叠加，是广钟区别于西洋钟表、宫廷做钟处钟表、苏钟的显著标志。而广钟的出现并非偶然，广州城内品类齐全、技艺先进的手工业门类才支撑得起广钟特有的广式装饰的精美繁复。它们为广钟制作提供各类生产原料和熟练工人，让广钟匠在融合西洋风格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地运用本土元素，推陈出新，勇于竞争，最终形成风格独特的广钟。